中央强调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“要从群众最关心、要求最迫切、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”。基层干部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，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带头人。他们在新农村建设开局之时有何思考？

　　一忧：乡村债务包袱重，新农村建设起步难

　　“不能让乡村债务成为建设新农村的包袱。”这是记者在吉林农村采访，谈到新农村建设时听到较多的一句话。由于种种原因欠下的巨额债务，目前已成为新农村建设一道难以逾越的“坎”。基层干部迫切希望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首先帮助他们清欠旧债，轻装上阵。

　　在吉林省大安市四棵树乡，乡党委副书记孙忠恩谈起乡村债务来愁眉不展。据他讲，乡里欠下的债务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乡里建办公楼时欠施工方的，当初是欠6万元，可利滚利到现在已十几万元，对方看索债无望就把乡政府告到了法院，乡政府不能贴封条，法院就把乡里惟一的小车判给对方抵债了。据这位乡党委副书记讲，乡里的状况还算好一点儿，有3个村的村部都被法院判给债权人了，村里没地方办公，开党员会都没地方。据了解，越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市，乡村负债就越严重。

　　吉林省农安县三盛玉镇党委副书记范玉泉谈起乡村债务时说，为了还债，这些年村里纷纷变卖集体资产，机动地变卖了，草甸子变卖了，就连有些树也都变卖了，变卖集体资产不够还债怎么办？只好还借外债，“旧债未还又添新债，形成了恶性循环”。

　　在吉林省部分市县采访时了解到，不少乡镇的办公经费、采暖费等甚至需要乡镇干部到处“化缘”才能解决。“维持‘吃饭’尚且困难，哪有‘闲钱’搞建设，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困难形势要引起重视，否则势必影响发展。”农安县农办主任韩树声说。

　　由于债务缠身，一些乡村干部把主要精力用于想办法偿还外债，无心、无力搞发展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面临重重困难。许多基层干部都表达了同样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强烈盼望国家财政进一步向农村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倾斜，逐渐补上乡村建设的欠账，否则这些地方建设新农村很难轻装上阵。

　　二忧：“跑项目”压力大，呼唤公平的政策环境

　　不久前，陕西大荔县冯村镇严庄村小学被包工头锁了门，孩子们在操场上上了两天课。据严庄村村委会主任黄建勤介绍，随着国家“两免一补”政策的实行，农村孩子义务教育阶段负担大大减轻，但是村级组织的负担却没减轻，要承担修缮校舍、更换桌凳、争取办公经费等工作，向农民集资不行，只好往上“跑项目”。

　　在关中农村，因为支农项目扶持范围有限，面对村民渴盼，许多跑不来项目的“村官”感到日子很难过。一些村组干部认为，以往有的支农项目“僧多粥少”，成了上级对下级的“钓鱼项目”，谁有关系、谁跑得勤，项目就给了谁，这样很不公平。在新农村建设中，如果还要通过“跑项目”来进行，村干部压力很大。

　　陕西省淳化县官庄镇仙家村党支部书记仙德民说，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，惠农建设项目会越来越多，但如果政策造成不公平，受老百姓指责的首先是村干部。

　　大荔县冯村镇严庄村村委会主任黄建勤说：“对我们这样的欠债村来说，热切盼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政策尽快实施，更希望有一个公开、公平的政策环境，免除村干部‘跑项目’之苦。

　　三忧：“水到地头干”，惠农工程别再“打折扣”

　　陕西关中农村一些村组干部认为，我国实行的是中央、省、市、县、乡5级政府管理模式，自上而下环节较多，村组、农户是各项政策执行的末端。基层干部盼望惠农工程越多越好，怕的是“水到田头干”、政策“打折扣”。

　　陕西省永寿县马坊镇耿家村原村委会主任耿树超说：“2001年村里争取到了10万元水利建设项目资金，打算维修抽水站和水渠，可是后来这10万元钱被镇政府扣留抵交了农业税，到现在，村里的2000多亩地依然浇不上水。”

　　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惠农政策，每年都要投入大量支农资金，但雁过拔毛，资金从上到下层层截留。结果是，支农资金到了农民手里已经成了“毛毛雨”。一些村干部说，很多惠农政策到基层“走了样”，村干部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太难。

　　建设新农村，国家还将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，基层干部认为，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，国家支农资金就难保不出现流失。他们希望对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加以监督，做到资金流向哪里，监督的关口就移向哪里，确保到位，真正让农民得利。

　　四忧：补贴有限目标高，怎样避免举债搞建设

　　“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面貌当然是件好事，我们担心的是补贴有限、目标太高，基层不得不举债搞建设。”西安市雁塔区曲江街道办事处三兆村村委会主任车更民说。

　　三兆村是远近闻名的“灯笼村”，这里制作花灯的历史很长。车更民说，为了改善村容村貌，也为灯笼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，去年村里争取了上级扶持的20多万元实施村道水泥化工程，但这些钱远远不够，结果路修好了，却花了100多万元。现在村集体靠房屋出租年收入只有3万多元，如何清偿80多万元债务成了本届村委会的头等难事。

　　在吉林省农安县永安乡，乡干部反映上级要求修路搞“村村通”，不修上级不答应，修还没有钱，乡里只好东挪西借。为了建这些路，乡里和承包方官司不断，都是资金问题引起的。

　　吉林大安市四棵树乡也陷入同样的窘境。乡党委副书记孙忠恩说，拿“村村通”说，部分钱让村里匹配，好多村子都是以树换路、以山换路、以资源来修路，今后根本就拿不出什么资源来搞建设了。

　　一些村组干部认为，农村建设项目大多要求村民筹资配套、投工投劳，但在目前农业税免征的形势下，通过“一事一议”向农民集资数量很少、难度很大。项目要按计划完成，村集体免不了又要借债，最终成为村干部和村民的负担；如果修成“半拉子”工程，农民又不能真正得利，村干部面临两难选择。

　　五忧：农村金融严重失血，生产的后劲靠什么

　　一些乡镇干部认为，要想推动农村经济发展，必须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，改变农村金融失血严重的现状。

　　河南桐柏县县长杨忠说，2005年，桐柏县存款余额达23亿多元，较上年增加近5亿元，但全县的贷款余额为13亿元，没贷出去的钱，绝大部分存到上级银行吃利息了。现在农村基层国有商业银行成了上级的吸储网点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农村经济发展出现资金“体外循环”。

　　河南林州市原康镇党委书记申路平说，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后，农村就没了“经济血液”，而农村信用社的小额农贷，主要向农村的大户、包工头集中，农民很难争取到。申路平认为，要想激活农村经济，就得发育“民间银行”。

　　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曾在河南省兰考县担任挂职副县长，她组织农民先后办起了6个合作社，在运行过程中，何慧丽明显感觉到，“贷款难”已成为制约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一大瓶颈。何慧丽说，由于金融服务的缺失，农村缺乏生产的后劲，现在急需发育适合农村状况的金融组织。

　　六忧：土地流转难度大，“面条田”怎么种出高效益

　　河南省邓州市赵集乡东孔村农民张文杰是种菜能手，2002年在村里率先建了蔬菜大棚，可菜种得再好也卖不上价，原因是规模太小，菜贩不愿来。张文杰决定免费传技术，带动群众建大棚。可由于土地分得太细，一户人家的土地竟被分成7块，都是“面条田”，建大棚遇到巨大困难。张文杰说：“发动群众建39个大棚，我花了3年时间，出面协调了100多个农户，才调出80多亩地。按我的设想，周边3个村都可以种蔬菜，可动地太难，好想法实现不了。”

　　河南林州市原康镇党委书记申路平说，原康是一个半山区镇，人均不到半亩地，但这半亩地分到户，最少也要被分成好、中、差3片，被群众称为“鞋带田”，种起来很麻烦，效益也不高。近年来，原康镇养殖业发展较快，一些养殖户想多要地，但就是协调不来，严重制约着畜牧业发展。

　　河南一些县乡干部说，土地是农民的“命根子”，土地绝不能乱动，但也不能不动。土地怎么自愿、有偿流转，由谁来推动流转，是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。

　　一些基层干部建议，推动土地流转，切不可“干部主导”，必须坚持农民自愿协商、互利互惠，不能搞强迫命令。乡镇可以依托农经管理部门建立土地流转中介组织，负责规划，收集发布信息，规范土地流转程序等。